一位日本军医的噩梦回忆：活体解剖的罪行

病房内刺鼻的消毒水气味让我难以忍受，我已经九十六岁，肺部衰竭让我每次呼吸都如同在吞咽碎玻璃。医生告诉我时日无多，子孙们站在门外，以为我只是个战争中受过惊吓的普通退伍老兵，但他们不知道，我那双布满老年斑、颤抖不已的手曾沾染过何等令人发指的罪行。我叫大桥健二，1943年，从医学院毕业后被征召入伍，不是去前线救人，而是被调往华北的一个秘密医疗小组，那是没有红十字的地带，只有高墙电网和不停燃烧的焚尸炉。

指挥官告诉我们要进行为大日本帝国的“特殊医学研究”，那些被送来的人只被视作解剖和实验的“材料”。这些年来，我常在梦中惊醒，满身冷汗，那三双眼睛时常浮现在脑海里。记得在1943年深秋，透骨的寒风卷着黄叶，我提着装满福尔马林的铁桶走向地下手术室，忽然听到沉重的脚镣声。宪兵们押着三个中国军人，他们身上满是鞭伤与血污，显然在送来之前遭受过严酷的折磨，却依旧挺直着脊梁。

走在前面的男人大约三十岁，身材魁梧，脸上留有刀疤，眼神淡然却令人生畏。中间的是个老兵，尽管步履蹒跚，仍试图用身体护住最后一个年轻的战士，那个孩子看起来不到十八，脸上带着稚气，却紧咬嘴唇，透出倔强。我所在的中队长松本少佐冷冷地注视着他们，像是在看待一块待宰的肉，宣布今天要进行活体解剖教学，观察在无麻醉情况下，人体在极度疼痛下的生理反应。 球友会

我内心翻江倒海，却不敢反抗，因为在那种环境下，拒绝命令的下场只有死亡。地下手术室灯光惨淡，血腥味和难闻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。强壮的卫兵将年轻战士压倒在手术台上，用粗皮带将他的四肢和脖子绑紧。其他两个八路军被绑在角落，强迫观看这一切。

“从这个小的开始，看看人体的神经系统有多坚韧。”松本少佐说着，戴上手套，拿起手术刀。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，他将刀尖刺入年轻战士的胸骨下方，随即一划，鲜血如喷泉般涌出。小战士的身躯被勒住，挣扎着，但没有发出一声求饶，只能发出压抑的嘶吼。

“止血钳！”松本少佐冷冷地命令。我慌忙递上器械，他冷酷地切开腹腔，将小战士的肠子一段一段拉出来，观察在剧痛下肠道的反应。 球友会